李华萱（1895-1965），曾用名李荣寿，山东济南人，音乐家。1952年从青岛一中调入山东师范学院艺术专修科任教，教授乐理和作曲。1954年被任命为山东师范学院艺术系代理系主任。其生前为九三学社社员、中国同盟会会员，是山东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山东省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委员。
李华萱是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我国音乐教学、音乐学研究、作曲及作曲理论、乐舞、乐器、美术诸方面皆有宏大著述与创作的“百科全书式”音乐家。
李华萱及其20世纪20年代著述
李华萱，曾用名李荣寿、李少勋、李漫生，笔名漫生、漫僧、云光、化仙等。祖籍江苏宿迁县，1895年出生于山东济南。
李华萱幼年就读于历下明湖之滨，自幼跟随父亲学习京胡。民国前，他师从山东高等学堂音乐教员李佩芝先生学习西乐。1906年，父亲去世后家境每况日下，辛劳的母亲与二兄长勉强供他上中学。虽至于此，他仍不放弃学习音乐。1909年夏，著名古琴、琵琶家王心葵（王露）自日本回到济南，寄居山左公学，倡设音乐传习会于题壁堂，李华萱报名入会，师从王心葵学习古琴并研究乐理。1911年，又入李佩芝先生所立之军乐团研究各种金属管乐器。辛亥革命爆发后，“世乱如麻”，王心葵离开济南“不知所往”，李华萱也因在学校鼓吹剪发而被捕入狱。1912年，李华萱出狱后经同盟会推荐入山东高等学校艺体科学习音乐和美术。1914年，李华萱编辑出版了首部音乐著述《军乐讲义》一书，时年不满19岁。1915年春，王心葵自庐山返回济南，李华萱前往拜谒，与顾海门、彭荆山、詹澄秋等一起拜王心葵为师继续学习琵琶、古琴。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揭开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是年，李华萱毕业后先后任山东武定师范学校、山东省立第四中学音乐教员，后又去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青州）任音乐和美术教员，“授发音基本训练，并讲长短音阶旋律，矫正学生滑腔流调，教法颇合”。在该校任职期间，李华萱留心音乐学术，贯通中西，著述颇丰，奠定了其在国乐研究及作曲创作的地位。他先后出版《英文唱歌初步》（1915年），《风琴练习法》（1916年），《世界国乐谱》（1917年），《应用歌唱集》（1918年），《爱国唱歌集》《步号大进行曲》（1919年），《世界著名乐曲》（1920年），《步号进行曲》（1921年），《作曲大概》《中学唱歌教本》《皮黄曲谱（一）》（1922年），《新编步号大进行曲》《皮黄曲谱（二）》（1923年），《教育唱歌集》《音阶组成图解》（1924年）《作曲研究》《儿童的歌曲》《俗曲集》（1925年），《师范唱歌教本》《中国曲调的唱歌新声》（1926年），《劳动歌》（1928年）等编著歌集。《中国曲调的唱歌新声》一书含括《明日歌》《月圆花好》《日日曲》等13曲，坚持以中国旋律为原则。在本书中，李华萱明确提出中国乐亦是世界乐之一，中国人要基于民族精神创造适合于中国国性的歌曲。《俗曲集》出版时，萧友梅为之校对并作序。萧友梅在序中指出：“改良记谱法为促进音乐最大原因之一，已成不可掩之事实。在欧洲未有线谱以前，音乐的进步亦甚缓慢，自Guido(10世纪末叶人)创用线谱之后，又有度量音符Mensural-noten之发明，记谱法为之一变，作曲家均改用新记谱法，且日加改善，精益求精，欧洲音乐能有今日的进步，未尝不基于此……吾国自开元以后，虽有笛色字谱与板眼记法之发明，但沿用千余年不见有何种改善，以言记谱之精密与明了，实不足与线谱比较，无怪乎吾国音乐不能有系统的发达也……李荣寿（李华萱）先生研究国乐多年，近以所译俗曲集示余，并邀之为序，欢喜应之。”
20世纪20年代初期，我国固有的音乐处于绝唱境地，新的音乐又处于萌动中，当时全国音乐界在两个目标上努力：一是尽量介绍西洋的音乐，使一般民众有接触的机会；二是从研究西洋音乐入手，尽力整理我国固有的音乐，使它复兴。1919年1月，北京大学成立音乐研究会，研究会以研究音乐，陶冶性情为宗旨，设钢琴、提琴、古琴、琵琶、昆曲五组。蔡元培为会长，李华萱因有志于研究音乐被聘为校外会员。1920年3月，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编辑出版的《音乐杂志》正式面世。李华萱在《音乐杂志》上发表歌谱《平沙落雁》《吊屈原》、歌曲《孔庙大成乐章(六曲)》、著文《我国学校乐歌的谬误(附歌谱)》《说法兰西的国乐(附歌谱)》以及未完成的《西洋著名音乐家述记》等。
1921年7月，李华萱参加上海暑期音乐讲习班，结识了萧友梅、黎锦晖、刘质平等知名人士。同年，他将民间曲调“锯大缸”改编成钢琴小曲《锯大缸》，在《音乐杂志》上发表歌曲《皮黄曲谱》《中国戏剧曲》《皮黄曲谱·斩黄袍》、歌谱《注音-云謌》《得意进行曲》、传统乐器使用技巧《笙的用法》《说壎》，并著文《音乐杂志是什么》《说萧友梅博士所作卿云歌谱的奏唱法》《教授西乐谱的研究》《皮黄的缺点》。
1925年李华萱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俗曲集》封面
1923年，李华萱受上海中华音乐会之邀担任《音乐季刊》的撰稿人。1924年4月创作《爱国歌》《欢呼》，在《音乐季刊》上发表歌曲《武家坡》《接收青岛纪念》《知了蝉》，著文《说德国莱茵曲及法国马赛曲》《西洋学校唱歌教学之略史》《法兰西之马得龙曲》。列宁去世后，他创作歌曲《哀列宁》投寄上海《音乐季刊》，未能发表，底稿也亦散失。1925年，在《音乐季刊》上发表《作曲研究(二)》。1926年创作歌曲《运动会歌》。其学术研究受海内外学者所关注，1927年7月留学德国的音乐家王光祈致信李华萱，“屡读先生之著作，久以慕仰，只以远居欧洲，未能聚首畅谈为憾。吾国近时留心音乐学术者，已不多见，留心斯学又著述不倦如先生者，更为凤毛麟角”。
20世纪20年代是李华萱音乐著述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在当时全国音乐界享有很高知名度。1925年3月，因办理教育成绩卓著，北京政府教育部教育总长马叙伦颁发“文杏章”表彰其对教育作出的突出贡献。1929年，徐轶千再次担任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李华萱因与其政见不合，被迫离开青州，讲学南北。
改良学校乐歌、记谱法与音乐组决议案
五四运动时期，一大批代表新文化、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创办社团，展开对中国新音乐的探索。中国音乐受西学影响，进入创作及其形态的历史转型期，学校乐歌的编创掀开了新音乐历史的帷幕。李华萱针对当时学校乐歌教学的问题，提出了改革学校乐歌教学方案，倡导学习西乐谱改良中国传统记谱法，并在中华教育改进社国民音乐组年会上提出了改良音乐教育的三项议案。
李华萱认为，音乐教育为美感教育，国家愈文明则音乐愈发达。音乐足以代表国家的精神，学校设乐歌一科，为的是陶冶学生的性情涵养，振刷学生的德性与精神。我国自兴办学校以来，就效仿外国的学制将音乐设为普通学校的必修科。李华萱审视当时国内乐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毛病”，提出了改良我国当时乐歌教学的方法。他在《我国学校乐歌的谬误》一文中通过对西洋“完美音乐”和教育上的“美满的效果”比较和音乐教材、音乐技术两方面调查和分析，针砭当时我国的音乐教育“不过是有名无实的敷衍罢了，教授音乐的人，多半是学了点皮毛，就随便地东抄西集，广为传布。所以十数年间，这音乐在学校中传布了一种通行的毛病”：一是不懂作曲法随便作曲的毛病；二是不懂乐式乱填歌词的毛病；三是不明白五线谱就翻谱的毛病；四是唱歌发音不良的毛病；五是拂风琴只用单音的毛病。乐歌书籍也不合于学校乐歌的正规，“书馆出版的歌集，多是剪头去尾，非驴非马的四不像子，往往悲哀的乐曲，填以快活的词句；勇壮的乐曲，填以静穆的歌词；西洋名家乐曲，填以不通乐理的文字，东洋鄙劣的乐曲，填以我国名家诗句……似此荒唐悖谬的大错，举不胜举”，无一本不存谬误的。若是不从速改良，将来中国学校不但不能不得乐歌之益，只恐反受乐歌的害了。为此，他提出三条改良法：一是删去那些不通的歌曲；二是按乐理的规则新造有益于教育的歌曲；三是选择西洋著名教育的歌曲。
李华萱以“皮黄”为例对中国传统记谱法的弊端进行了批判。他在《皮黄的缺点》一文中指出，“我国皮黄由口授的多，至于一切奥妙深精处，全在个人揣摸，所以学它无从着手”；更重要的还在于“我国的工尺谱法子并不完备，读谱更觉费时。总言之拿这两种法子研究，事倍功半，不易进化”。与此相反，“西乐是凭乐理的发展，无论声乐器乐，皆按学理制成一定的乐谱，广为传播，凡具有普通乐理知识的，皆可按学理以研究”。如果“以万国共通的乐谱，制成皮黄乐谱，详细研究”，皮黄就能在世界音乐上占据一定的位置。“欲音乐之发达，非通西乐谱不可”，应“藉西洋法式，谱中国律吕，采现今俚曲，存古代元音，合中西古今而一炉冶之”。李华萱用五线谱创作传统乐曲《吊屈原》《罗江怨》《傍妆台谱》（6首)《中国风俗曲五种》等。1925年，翻译民间俚曲以五线谱结集出版《俗曲集》，收有传统音乐曲牌《鸳鸯扣》《苏武牧羊》《梅花三弄》等42首，涉及民歌曲调、京剧曲牌、昆曲曲牌、寺庙音乐、说唱曲牌、古琴曲等。《俗曲集》是我国近代第一本用五线谱记写大量传统音乐曲牌的文本，王光祈曾致信李华萱，“尊译《皮黄俗曲》《俗曲集》两种，极有价值，此后如能继续翻译，当于吾国音乐前途发生良好影响”。
1923年8月21日，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二次年会在北京清华学校召开。中华教育改进社以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进步为宗旨。萧友梅任国民音乐组主席，黄继文任书记，李华萱以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一线音乐教师的经历在年会上提出了有关音乐教育的三项议案，三项议案均被大会通过。
李华萱提议议案第一项为“京都极应设暑期音乐讲习会，招集各省音乐教员讲习”。该议案提出了我国音乐教育不发达原因：师资缺乏；办教育者多忽视音乐教育；缺乏系统的研究；教法不良；虽有新制民歌，不能普遍宣传。提议设暑期讲习所的必要性：增加担任音乐教育者之乐理知识；提高音乐教育；使音乐为有系统之学科；改良教学法；时间经济；就已入门之音乐教员容易促其进步。提议由北大或男女高师附设暑期学校，约聘国内外著名之音乐教育家担任讲师。
第二项议案基于当时时代需要提出“全国学校宜悬国歌（《卿云歌》）挂图”。理由是“国歌代表国家之精神，凡我国民必不可不晓……若各学校悬有国歌挂图，自然能引起爱颂之意。欲国歌之普及，全国中小学内极宜悬挂国歌挂图”。
第三项议案为“吾国皮黄曲在国民音乐中有无存在之价值，可否采取用作乐界之参考”。理由是：“吾国皮黄盛行全国,然近今研究乐学者多不注意讨究。吾想，一国有一国之精神；一国有一国之特性，文化之盛衰，风俗之厚薄，国民性之刚柔，与音乐具有深切之关系。皮黄集国人之声情，根古乐之遗响，逐渐脱化，日异月新而成。曲质慷慨激昂，庄严深厚，喜怒哀乐，变化自如，是合乎国性之音乐也”。建议“用取其调，改良戏词……加以改良，译成世界共通乐谱”。主席萧友梅对该议案提出修正为“吾国古今乐曲在国民音乐中，定有相当价值，应组织研究会（由中西音乐专家担任）将所有现成乐曲，译为世界共通乐谱，以备作曲家之参考”。该项议案对于国乐搜集、整理、保存和乐器研究与改良、音乐创作均有划时代意义。
曲阜正乐、乐器考与乐舞研究
1918年5月18日，北京大学蔡元培延聘王心葵担任北大音乐会古琴组导师，后聘他为教育部国乐研究会会员。1920年春，北大校长蔡元培偕杜威博士到曲阜孔庙参加祭孔春丁大典，但彰显孔子庄俊而高远礼乐思想的祭孔正雅乐《大成乐章》已经失传，仪式乐章有其名曰“大成乐章”却不能依雅乐之法演奏，杜威对中国古乐的沦亡现状颇为失望，蔡元培亦深表遗憾，回京后便与时任教育总长范源濂商议要对孔府“大成乐章”进行整理。是年夏，教育部特派王心葵到曲阜孔庙正乐，王心葵命李华萱一起到曲阜考证孔庙一切陈旧乐器，因时政变迁未能抵于成功。但李华萱依然用国乐制谱法整理歌曲《孔庙大成乐谱》（包括《昭平之章》《德平之章》《秩平之章》《叙平之章》《懿平之章》《宣平之章》6章），刊发于北京大学《音乐杂志》。1921年，李华萱又奉礼制馆之邀改订译谱为《韶和乐章》《雍和乐章》《熙和乐章》《渊和乐章》《昌和乐章》《德和乐章》6章，集成《大成乐章》。1934年9月，李华萱撰写《整理大成乐之我见》，对大成乐“乐器之考究”“乐器之修理”“乐章之制定”“演奏之训练”及演奏团体进行了系统总结整理。他对大成乐的考证为学界所赞赏，中央研究院院长丁西林招聘其为研究院的物理组研究员，国立上海音乐学院教务长萧友梅特在音乐学院将其增设为一挂名职员。
1933年夏天，李华在萱孔府大成殿龙柱前留影
1930年，李华萱任湖北省立师范学校、湖北省立第一中学音乐教员。1932年秋，李华萱离开湖北到曲阜的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音乐教席，组织成立学生管弦乐队。1933年除夕夜，李华萱撰写《音乐奇零（一）》一文，对古琴“斫桐”“陈设之琴”“非桐之琴”“朽木古才”“桐性”“阴桐阳桐”“弹琴之派别”等进行了研究。1934年春，李华萱又先后受聘于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山东省立剧院教授音乐理论。是年秋，李华萱又受聘于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科主任兼音乐教师，其“在此一年中，孔庙大祭不下四次，每次必往”，以期为音乐界考据家提供研究基础并尽心完成王心葵让其考证“大成乐章”之遗愿。4月，李华萱编辑出版《大成乐乐器考略》，对孔庙大成乐所用之乐器实物、击打奏乐方式、用乐仪轨、曲谱进行了详实的记述，并对乐器进行木刻精细雕版以付梓所用。其中祝、敔、蛙鼓等14种对击打之乐器，笙、埙、凤箫等7种吹奏乐器进行了考证，雕木刻配图21幅。同年，他又研究整理孔庙的祭乐、乐舞、乐器并编辑而成《大成乐考》。12月，又辑成《曲阜孔庙大成乐器考（二）》，对击打乐器类、弹拨乐器类、吹奏乐器类乐器配图介绍。
李华萱一直注重乐器考证。1921年，他在《音乐杂志》上发表《笙的用法（附图）》，并称自己对 “丝乐器，如胡琴、七弦琴，略通门径”，对笛、箫等丝竹器亦有研究。1930年，他编写《小号演奏法》，对小号结构名称、持号姿势、发音原理、小号指法、呼吸起声方法及乐器保护等述说精细。1936年，李华萱将前期孔庙大成乐器考证成果整理并在《进德月刊》上发表。其间，李华萱又对“丝竹锣鼓”“戏文锣鼓”“法事锣鼓”及锣鼓“曲牌”“字谱”进行专门论述，提及“数年前，余曾作过两本锣鼓小书”，文章对当时锣鼓制式之粗劣进行了批评，指出“倘不从此改善，吾国戏剧将日就坠落”。20世纪40年代，他又编写《空瓶、钢锯演奏法》。20世纪50年代，在山东师范学院期间，他又对键盘乐器适配民族色彩及和声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
李华萱在《古代乐舞》一书中自画的教田舞插图
李华萱认为，音乐虽以声韵为主，但是离不开舞蹈。1934年，他编辑《古代乐舞》一书，对古代乐舞、历代之舞名详尽著述，并自画 “咸池人舞”“大韶皇舞”“大夏羽舞”等彩图6幅对“六舞”介绍，配图9幅对“对持锄舞”“对持蕭舞”“灵星舞之排列曲伸俯仰舞蹈合拍”等灵星教田舞进行配图说明。《音乐偶寄（四）》对“霓裳羽衣曲”“德舞”“上元舞”等乐舞也进行了深入研究。1936年3月，在《进德月刊》杂志上发表著述《中国历代乐舞考》。1945年1月，李华萱在青岛代表青岛国乐研究会招待朝鲜东方舞星崔承喜女士（其舞蹈艺术具有朝鲜的线、中国的形、日本的色，集3种高度艺术性的融合而成，被称为“东方精神的显现”），发表了《中国古代乐舞的讲话》，对古代六舞、农民教田舞、霓裳羽衣舞、“剧中片段舞” 进行了详实生动的讲述，指出“国剧”中的“袖”“手”“足”“腿”“胳”“腰”“胡须”“翎子”等各种艺术动作，“即是古人传下来的舞姿”，提议舞家要对中国“古代六舞与汉代农民教田舞”“唐代之霓裳羽衣舞”和中国“剧中”之片段舞及其艺术动作等3种乐舞蹈资料进行研究，希望崔承喜“在中国多与中国人士接触，并要多下一点功夫，与有真传的艺人及有知识的学者研讨，定有伟大的贡献及惊人的成功”。
在青岛与山东师范学院时期的贡献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李华萱应约参加山东教育界的抗日战地工作团,并担任山东政训处宣传室主任。因敌机轰炸,弹片击中腿部,李华萱落下了腿疾。途经临沂时，韩复渠下令解散战地工作团，患有腿疾的李华萱便颠沛流离于泰安一带，后避难于济南，夫妻靠卖画维持生活。
1938年冬，李华萱到青岛一中担任音乐教员。1939年春，青岛市特别教育局局长陈命凡聘他为青岛市音乐指导员，并让其在青岛市立男子中学、文德女子中学等学校教音乐美术课。是年暑假，教育局举办第一届小学教员暑期讲习班，李华萱受聘担任体音组音乐讲师，他根据过去的音乐课程纲要，从音乐教学目标、作业类别、各年级作业要项、教学要点等方面进行讲述，并编成《音乐教学讲话》作为音乐教材。同时期，他对我国学校乐歌及音乐教育进行了反思研究撰写《吾国近三十年来音乐教育之变迁与实施状况》一文，研究儿童歌剧的指导训练法撰写《小学“唱歌游戏”及“儿童歌剧”的指导训练法》等。1944年，他组织发起青岛国乐研究会，旨在搜集、挖掘、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乐器和作品。1946年，改编无伴奏唱谱民间婚娶通行之乐《傍妆台古曲》，8月改编并作词谱曲《中国国歌》《海上风》《我中华》《日月重光》。1948年，李华萱以李白诗词为蓝本制谱男女混声合唱《春夜宴桃李园曲》，全曲趣味，犹如团体读书之声，足以代表民族之特性。解放前夕,他在山东大学(青岛)小礼堂组织了“纪念中国音乐家冼星海音乐晚会”，指挥演出《黄河大合唱》《中国狂想曲》《团结就是力量》等合唱曲目。1951年5月，山东省第一届文代会召开并成立山东省音乐工作者协会，李华萱参加会议并被选为常务委员。
1952年，李华萱在山东师范学院工作期间照片
在山东师范学院期间，李华萱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民音乐新青年教师为己任，躬耕音乐教学，提出“学习写作以表现生活、思想情感为主”，音乐专业教育要“培养学生懂得群众歌曲的作法、歌谣曲的作法、进行曲的作法、舞曲的作法”“培养学生观察和研究问题的正确的和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接受苏联音乐创作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民族的遗产，创作民族风格的曲调”。教师的讲授“必须配合必要的示范，大纲中所规定的学生应作的技术问题及实验问题，必须完成又复杂、难以了解的原理，必须示以直观教具……编曲方面，必须附以现实的参考资料，供学生独立钻研，以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李华萱潜心科研，注重发扬民族精神、重视音乐民族风格和作曲、和声曲调研究。先后编辑论著《新编鼓号进行曲》《论中国五声音阶的演变》《论键盘乐器怎样配民族色彩和声》《论中国和声民族风格问题》，科学论文《论键盘伴奏》，编辑《少先队应用鼓号曲谱》，作曲参考资料《新编鼓号进行曲（第二编）》，编写音乐专修科讲义手稿《作曲大纲》，为山东师范学院音乐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6-1957年，李华萱在山东师范学院撰写的科学论文《论键盘伴奏》封面
1957年8月，山东省第一届音乐会演在济南举办，李华萱被选为会演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8年，李华萱被错划为“右派”，白天他跛着一条带残病的腿去参加大炼钢铁劳动，跪在地上砸石子，晚上回家依然专心从事音乐研究工作。同年8月，山东师范学院艺术专修科与山东文化干校合并成立山东艺术专科学校，李华萱转任该校教师。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1963年完成专著《斫桐集》，创作《霓裳羽衣曲》（手稿）。1965年夏，历经3年多的时间，他根据有关资料和线索加工编订译谱完成三卷本琵琶曲集《玉鹤轩琵琶谱》，终于完成先师王心葵的遗愿。
1965年12月9日，李华萱因患肺癌在济南病逝。
